3月26日-30日，第34届亚太肝病学会年会（APASL 2025）在北京隆重召开，本届会议以“多学科协作：肝病消除与治愈”为主题，聚焦肝病诊疗的前沿进展与跨学科融合。会议期间，医会宝有幸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贾继东教授展开深度采访，围绕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MASH）的多学科管理、创新药物临床实践及指南落地挑战等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贾继东教授指出，肝病防治需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尤其在MASH领域，内分泌、心血管、肾脏等多学科协作是改善患者预后的核心策略。针对司美格鲁肽在MASH治疗中的双重获益潜力，他强调“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药物需与之协同方能实现长期疗效”。此外，面对国内外指南的密集更新，贾教授呼吁通过医生教育、患者行为干预与技术创新推动指南真正“落地”，并坦言“从证据到实践，仍需跨越认知、执行与可持续管理的多重鸿沟”。

您作为深耕肝病领域多年的专家，如何看待本次 APASL 年会以 “多学科协作：肝病消除与治愈” 为主题的意义？例如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领域，您认为多学科协作对患者预后有怎样的影响？

肝脏疾病并非只关乎肝脏，而是牵涉到全身各个系统与器官，其发病机制也是多方面的。感染性肝病的病因相对单一，而许多其他肝脏疾病，特别是MASH，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生活方式的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多学科联合对于肝脏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

以MASH为例，它涉及内分泌科、心血管科、肾内科等多个科室。除肝病科外，这些相关科室必须协同合作，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准确诊断病情，并开展针对性治疗，全面管控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同时兼顾心脏、肾脏以及脑血管等方面的问题。多学科联合诊疗能够事半功倍，反之，各学科若各自为政，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要实现多学科协调合作，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需要切实的机制保障。医院内部应建立相应机制，学术团体也应在更高层面上促进相关学科间的相互学习与协作，从而为MASH等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诊断和治疗。

ESSENCE 试验作为首个在 MASH 患者中验证 GLP-1 受体激动剂疗效的 Ⅲ期研究，您作为中国区的主要研究者，您如何评价司美格鲁肽在改善 MASH 肝纤维化与代谢指标的双重作用？针对中国人群代谢特点，该药物的临床应用是否需要调整策略？

我们都知道，MASH由多种因素引发，主要根源是热量过剩，即营养摄入过多与运动过少导致热量消耗不足之间的失衡。其根本治疗方法在于重新调整这两者间的平衡，因此，首要且最基础的治疗手段是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控制饮食、增加运动量。

当然，在此基础上，部分患者仍需借助药物干预。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 GLP-1 激动剂为例，它的核心作用是抑制食欲、减少食物摄取，进而降低体重。这不仅能改善代谢指标，对肝脏指标也有积极作用。不过，任何事物都并非绝对，有些患者对这类药物效果良好，而有些则不一定。比如，在部分患者其抑制食欲的效果不太明显，或者起初有效，随后药效逐渐减弱，出现所谓的耐受甚至反弹现象。

所以，在强调药物疗效时，我们还要注重引导患者调整饮食、增加运动，改变生活方式。在此前提下，使用司美格鲁肽这类 GLP-1 激动剂，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况且，多数药物可能无法无限期地持续使用，因此长期的生活方式改变尤为关键。这需要医生与患者建立互信，帮助患者形成并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防止病情反弹，实现长治久安。

目前，在中国，这类药物在内分泌科已获批用于治疗糖尿病与减肥，但在肝脏病领域尚未完全获批上市。未来，临床还需积累更多的研究证据及使用经验，以更精准地指导患者用药。

近两年国内外颁布了多部关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指南（如国内 2024 版防治指南及2025 版基层管理指南、2025 版 APASL 临床实践指南等），您认为，如何才能将这些指南更好地落地？目前临床实践中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有哪些？

临床指南，如今也称为循证指南，它是对国内外最新临床研究证据进行梳理、分析、讨论，甚至经过争论后形成的文件。它代表了当前医学界对某种疾病的最新认知，以及主流专家学者对其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本观点和推荐意见，是适用性广泛的一般准则，高质量的指南主要基于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据，并非单纯反映专家的个人观点。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以及多数情况而言，我们理应遵循指南的主要推荐意见及其精神实质来开展临床工作。如此一来，能提升临床工作的规范化程度，减少诊疗的异质性，降低医生的随意性。然而，所有指南从颁布到实施，其间存在诸多环节。一方面，需要在医生开展培训确保医生真正理解指南的精神实质，明白推荐意见背后的证据逻辑，就是要知晓为何要这样做，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临床医生深刻理解了，才会更自觉地去执行。另一方面，在患者群体、甚至公众中开展宣教也很重要，因为只有患者理解的诊疗措施才能真正接受并坚持下去。

尤其是，像MASH这类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受生活方式影响极大的疾病，我们需投入更多精力来和患者沟通。指南对此也有所涉及，我们要借助各种手段，包括当下的信息化手段甚至人工智能手段，开展公众健康宣教工作，为患者改变生活方式提供必要的提醒、督促及评估服务，促使他们切实将我们对指南的理解和建议转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

总体而言，指南固然重要，但从颁布到落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医生培训、患者教育，以及进一步开展研究，持续完善和提升指南。这是一个不断改进、持续更新的过程。